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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几何时,差不多是在全世界,矿厂纷纷倒闭,矿业集团追求重组,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。当然,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。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,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。这些产业包括农业、冶金、钢铁、造船、能源、运输等等,不一而足。至少在15年以来,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,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、信息或电信。煤炭、石油、钢铁乃至黄金,统统都结束了。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、字节和像素。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,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、非物质经济,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。表面上看,北京城里的商贸中心与其他地方的并无两样。密集的人群在那里挤来挤去,到处是广告牌,争相招徕顾客。七层大楼层层有滚梯相连,每层主营一类商品。二楼是鞋子和女式服装,三楼是男式服装和儿童用品,四楼是电信、电话机,如此等等。入口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,那里正好有两三位乞丐,成为中国都市中一道新的风景。这里与一般的大商场一般无二,但唯一不同的是,这里只卖“假货”,真正的“假货”,假锐步,假威登,假万宝龙,假索尼,不胜枚举。为了遵守WTO的“贸易相关产权”协议,并取悦华盛顿,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。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,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。2003年,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“伟哥”,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,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,也没有疗效。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。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,他们说,在中国文化中,“仿非偷也”。于是,盗用商标、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,也不被认为是犯罪。早在17世纪,西班牙牧师多明戈·纳瓦雷特就曾写到:“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,凡欧洲百物,过目即可仿制也!”今天,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,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,他们都认为,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,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——创新的阶段。为达到这个目的,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,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。“从现在起到2008年,我们将为奥运会做好一切准备。首都的全部居民都将会讲英语!”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外国记者们解释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进展,他显然是过于自负了。当然,首都的基础工程进展非常顺利:十多个场馆正在建设中。到处都在平整土地、重建,紫禁城也被粉饰一新,城市将变得很干净。最高官员保证说,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国家大事,他们会很好地完成,完全可以令人放心。以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教训为戒,中国人十分注意排除信息传播方面的故障;在安全方面也不需要有任何担心,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可以提供许多经验。对于北京来说,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参照,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。

历史上,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、罗斯福,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。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、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,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,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。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,但它还差得太远。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,与当年的日本、新加坡或韩国相比,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,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。最后,在全球化的新阶段,国家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交易,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显著增加。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出现,在80年代还是试验性质的,从1992~1993年开始,就已完全放开。这种投资在中国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从2003年开始,中国已超过美国,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。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,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,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。在过去20年中,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,500亿美元,这真是一个纪录!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雇用的人员达2,300万:比法国全国的就业人口还多。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,政府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。法国雇主们正在为未来的命运忧虑,其18万雇员更是惶恐不安,人们甚至不敢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澳大利亚,那里曾有过类似的先例。取消限额的规定于90年代中期就在澳洲生效了,整个行当气息奄奄,廉价商品泛滥。其中有2/3来自中国,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。今天,在这个袋鼠之国,卖出去的内裤和T恤中有95%都是“中国制造”。通过这几个例证,人们可以看到,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,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,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,那将是十分危险的。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,尚不需要动用将军。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。当然,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,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,但至少在50年以来,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。相反,在人民中间,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。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,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。目前,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。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、更大规模的失衡。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,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,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。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。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。在美国国内,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——工薪阶层、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。

中国的巨大胃口也给转基因作物带来了转机。在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那里,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善农产品质量的希望。从1986年开始,中国就在这方面积极开展活动,并且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占据世界领先地位。中国动员了数千名科学家从事这项研究,他们不会遇到任何人为的障碍。需要就是法则,即使研究会涉及到许多未知的领域也不要紧。在中国,人们不会太拘泥于谨慎从事的原则,同时也没有若泽·博韦教皇会来妨碍实验室的工作 。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,2004年2月,孟山都集团简直喜出望外,当时,中国同意购买它的某些转基因产品(大豆、玉米和棉花),随后又在订单上增加了菜籽油、玉米油和已经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番茄汁。实际上,中国本身也是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大户,位居世界第一——总共有900万棉农栽种了差不多70万公顷转基因棉。目前,中国正在对130多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开展积极研究,其中近10种已获准进行大田试种。生产电视机的TCL、制造电信设备的华为以及家电龙头海尔,它们目前在西方大众中的知名度还不高,中国首批跨国公司的身材尚不够高大。但它们是先遣队,紧随其后的则是发往世界各地的大军!实际上,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,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很明确,像东京和汉城当年做的一样,北京想很快向世界舞台推出几位“全国冠军”。为此,中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办公室,负责“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”,其目标就是尽快将50棵企业苗子培植成世界500强。为此,中国政府选择了200家企业作为培养对象,它们分布在许多行业,如建筑、钢铁(宝钢)、汽车(上海汽车集团)、保险(中国人寿保险公司)、啤酒(青岛啤酒)等。它们的选择不带宗派色彩,不分国营民营,散布于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地。电子游戏网络赌钱网站由此可见,小小的旺达真的是“中国制造”吗?不如在它的机壳上印上“中国组装”更为准确。它就是在中国组装,而不是制造出来的。旺达绝非个别现象,它是中美两国工业目前工作方式的一般写照。在许多行业里,中央帝国充当了美国企业的装配车间,一条装配线而已,往往还是装配线的尾段,出成品的那一段。美国公司负责设计、制造或外购零部件,把这些零部件交给中国人去组装,然后再由美国公司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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